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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白求恩大夫》的故事:文革后首部上映的禁片

作者: 疾风文学网 发布时间: 2020年12月29日 07:03:56

  1996年,86岁的著名导演张骏祥陷入了阵发性昏迷中,经常连亲人也认不出来。一次,他对妻子周小燕说:“你来迟了,刚才白求恩来过了。”也许,这就是导演与遥在天国的白求恩大夫的心灵相通吧。

  《白求恩大夫》,是新中国首部外国人参与剧本创作的电影,也是“文革”后首部上映的“禁片”。在张骏祥百年诞辰之际,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张骏祥传》披露了这部影片的幕后故事。

  中方对加拿大作家的剧本不满意

  早在解放之初,文化部就有拍白求恩题材电影的想法,当时考虑的是改编周而复的传记小说。

  周而复是最早接触白求恩的中国作家之一,先后写了报告文学《诺尔曼·白求恩的断片》和长篇小说《白求恩大夫》。周而复表示自己不懂电影,但还是交出一个初稿。但以后便无下文,后来才听说是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的江青有看法,认为“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还拍不过来,为什么要去拍外国人的故事”。

  到了1958年,这个题材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。周而复明确表示没时间再搞这个题材,文化部只有另择目标,那就是加拿大的两位作家泰德·阿兰和西德尼·戈登。阿兰和戈登都与白求恩有所交往,他们合作写的《手术刀就是武器——白求恩传》史料丰富,叙述客观。文化部将剧本任务交给了上影并召张骏祥进京与两位老外商谈。

  商谈过程中,两位加拿大作者不解的是,中方最关心的是白求恩的思想历程,包括白求恩如何从人道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,来中国对于这一转变的意义等,但对白求恩的行为举止、脾气习惯等细节却不甚注意。另外一些分歧则很有趣,阿兰提出15岁的八路军勤务兵有童工之嫌,张骏祥只得解释八路军是大家庭,“小鬼”也不干重活。

  数月后,戈登交出初稿。此时,文化部明确海燕厂承接白求恩影片的拍摄,张骏祥担任中方编剧。一切都像是要上马的样子,但剧本送上以后又一次杳无音信。

  阿兰、戈登的初稿确实存在弱点,如陈荒煤评价,“中国人的形象没有一个活的”,另一个问题是白求恩的形象没有发展。他们的剧本离当时中国电影的政治原则和艺术规范太远,他们从西方人的角度看白求恩,当然要强调他的个性。而在当时的中国,革命者的私人空间包括家庭、兴趣等等,是要严格筛选的。

  领导曾想给白求恩介绍个中国妻子

  虽然白求恩这个题材暂搁,但文化部的规划中还保留着它的名额,还明确了由张骏祥任此片的导演。

  作为导演,张骏祥需要细节,需要生动活泼的素材,这些只有采访才可能得到答案。在张骏祥的采访名单中有元帅、将军,也有太行山深处的老农民,更多的是当年八路军的基层干部和战士,还有战地医院的院长、医生。

  除了在北京、石家庄等地的采访外,张骏祥沿着白求恩走过的路线,作了一次跨越几省的长途旅行。1962年五六月份,他和八一厂的赵拓从北京出发,经西安到延安,再返回西安赴太原,从太原经阳曲、忻县到五台,由五台进山到耿家镇,当天就去松岩口探访白求恩住过的屋子和战地医院的遗址,然后离开耿家镇到河北村,看白求恩的另一处住地和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旧址,结束后返五台,翌日回太原转赴保定作采访,又从保定去河间,第二天去齐会,看白求恩最后的住地屯庄。他曾经想沿陆路走一遍白求恩在中国经历的全部路线,但因种种原因作罢。

  张骏祥的采访本上记录了这样一些逸闻和细节:

  白求恩脾气大,容不得一点马虎。消毒不到位、手术器械没摆好、晚上护理值班打瞌睡、做手术时聊天抽烟、不肯为伤员洗澡洗脚、嫌伤口臭戴口罩等等,他都要发火骂人。

  白求恩亲自给伤员洗澡洗脚刷牙。领导给的马自己不骑给服侍他的小战士骑。批评了人,骂了人,过后又亲如一家。

  白求恩吃穿不在乎,但不抽烟不行。到一个地方就和接待他的首长、百姓又拥抱又亲吻的,弄得人家很尴尬。行军途中,驮药的马必须靠近他,一走远就不放心。对日本俘虏他不大情愿给他们治疗。

  领导曾想给他介绍一个中国妻子,被他拒绝,理由很简单,语言不通,习惯不同,在一起也不会幸福。

  这些细节在后来的影片中基本没用,这在当时的环境和氛围下是必然的。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,张骏祥重新编写剧本,到1963年剧本发表之前他改了不下四五次。

  美国人谭宁邦出演白求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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